罗蛮蛮的根据地

特约撰稿 刘柠  2008-11-29 2:29:47

今年9月，《朝日新闻》旗下的著名月刊《论座》杂志在推出 终刊号(10月号)之后，宣布“休刊”；一个月后，日本最大的综合出版社讲谈社旗下的杂志《月刊现代》，也宣布于年底“休刊”。所谓“休刊”，是日人在其 特有的“暧昧”文化语境下的委婉表达，其真实含义其实就是寿终正寝。除此之外，《读卖新闻》旗下的周刊《读卖WEEKLY》、《花花公子》旗下的 《PIAYBOY日本版》、集英社旗下的电影杂志《ROAD SHOW》、 世界文化社所属的面向中年女性读者群的时尚杂志《GRACE》及Magazine House所属的年轻女性定位的杂志《BOAO》等刊物，也纷纷宣布停刊，关门大吉。这个冬天有点冷，在美国金融海啸引发的全球经济震荡日益坐大成持续性 萧条的严峻情况下，日本出版界的杂志停刊风潮只是冰山一角。据日出版业内人士称，连锁反应尚未结束，且不无进一步升级的态势。

像《论座》、 《现代》这类杂志，在日本被称为综合杂志，32开本，350页左右，内容从政治、经济、国际、社会到文化、文学、漫画、八卦，应有尽有，无所不包，用旅日 作家李长声的话说，“就好像日本便当，各种吃食摆满一盒子。”作为日本特有的文化现象，综合杂志思想倾向各异，构成复杂，其中不乏百年老店，如《读卖新 闻》系的《中央公论》已有120年的历史，文豪菊池宽创立的《文艺春秋》也有85年的历史；其面向主流社会，纵论时政、领军思潮的姿态，也被称为“论坛志 ”。如今，“论坛志”接踵停刊，兹事体大。

社会杂志的“社会身份”

就某个具体刊物而言，停刊的原因可能有多种多样。但网络、 手机等新兴电子媒体的发展、电视媒体的杂志化转型，从根本上颠覆了内容产业的市场格局，使以书刊为代表的“活字”文化的消费群大大缩小无疑是一个大背景； 而在这个大背景之下，日本社会贫困化的蔓延，使贫困人口激增，而这些贫困人口中的大多数本来是杂志定制发行之初锁定的预期读者群。社会分化的结果，这群人 远离了杂志，好像一场预先策划的集体哗变。尤其是后者，有深刻的社会背景。贫困化的坐大，导致读者压缩生活开支，减少文化消费预算；持续性萧条，使企业削 减宣传、广告投入。据日本最大的广告公司电通公司统计，全国杂志广告费1998年为4258亿日元，2006年缩小至3887亿日元；而同一年，网络广告 为4826亿日元，首次超过杂志，2007年更大幅增至6003亿日元。

广告盈利减少，就要扩大发行，但不景气却直接打击了承担发行的书店 业。1998年4月，日本书店商业组合联合会的加盟店有10277家，到今年4月减至5869家。笔者几年前因工作关系，经常会去日本东北地区的一个港口 城市出差。原先车站前的商业街上有好几家小书店，但每次去都会发现新近关张的店家。

从价格来说，日报相当于一听饮料，周刊杂志相当于一杯咖 啡，而综合月刊则相当于一碗拉面。一般来说，综合杂志的盈亏线是5-6万册(实销册数)。据日本杂志协会的统计数据，在近年来被称为杂志盛期的1998 年，《论座》、《月刊现代》的销售业绩分别为8万册和14万册，而今年(4-6月平均水平)则锐减至1.7万册和8.3万册，最惨淡时实销仅1万册和4万 册。

《论座》于1995年创刊，虽然历史不长，但却是左翼大报《朝日新闻》的舆论重镇，与岩波书店的《世界》杂志同为自由主义的理论看板。其选题多围绕 重大的政治、社会和国际问题，保守批判、贫困化问题和年轻论客发掘是维系刊物存续的三大支柱，也是诸多综合杂志中把“论坛志”的特质发挥到极致的存在，其 超大篇幅的学术辩论曾吸引了主流知识社会众多的眼球。《论座》一向注重发掘年轻写手，培养新锐作家。去年，一位年仅31岁、名不见经传的自由撰稿人赤木智 弘以《叩问丸山真男——31岁飞特族，希望是：战争》(飞特族：日人根据英词“Free”的造语“Freeters”，近乎中文的自由职业者)的刺激性标 题，在刊物上撰文抨击贫困社会的“格差论”(2007年1月号)，一石激浪，作者一跃成为新锐评论家。所以，《论座》虽然历史未久，实销有限，却颇集合了 一群铁杆作、读者，在主流社会的影响力诚不可小觑。

《月刊现代》是日本最具实力的大众读物出版社、百年老店讲谈社的看板“论坛志”。 1966年创刊，3年后便创造了实销36万册的骄人业绩。其强项是非虚构性(Nonfiction)长篇“硬派”作品的连载，现任主编也是日本顶尖的历史 学者、纪实作家佐野真一。翻翻战后出版史，先在刊物上连载，后由讲谈社付梓的非虚构类畅销书，多到不胜枚举。由讲谈社设立的“讲谈社非虚构奖”到今年已颁 发30届，与“大宅壮一非虚构奖”一起，共同构成了非虚构类作品的两个权威文学奖项。所以，已有作家在担心，讲谈社会不会因《月刊现代》的倒掉而丧失其特 有的“文化身份”？

信息社会，如果对各种有效信息加以分类的话，大体可分为官方信息和民间信息。前者凭借其权力资源，在精选的基础上，可迅 速形成新闻报道(主要是报纸)；而后者则因内容过于驳杂，相对于前者报道主体的报纸，往往由杂志来承担其细化、传播的工作。杂志的衰退，会伤害信息的多元 化、多样性。因为，无论如何，官方信息自然照发不误，通过博客等形式，个人信息、小道消息也会照传，但在国家与个体之间，作为“社会”的信息便流失于无 形。

所以，杂志及其承载的杂志文化，不仅是一个社会文化品位的标识(不仅仅是对各种时尚、趣味性同人刊物而言)，而且是那个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市民化程度、成熟与否的指标之一。

从 这个意义上说，战后日本的杂志文化，不仅与报纸、广播、电视一道，真正把传统工业社会变成了一个现代传媒社会、信息社会，而且对酿造日本的民族性格、提炼 东洋文化的精粹，使现代文明的价值观在日本社会扎根可谓功莫大焉。难以想象，如果没有从1950年代到“安保运动”，以“《文艺春秋》VS《世界》”为构 图的“保革对决”；如果没有“右手《少年MAGAZINE》(1959年创刊的少年漫画杂志)，左手《朝日Journal》(《朝日新闻》旗下的青年周 刊，风行于六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的“全共斗”世代大逆不道的叛逆，现代日本的思想光谱真不知会发生怎样的基因突变，今天风靡全球的所谓“酷日本 ”(Cool Japan)东洋亚文化会不会发生，如果发生的话，会不会变形，真的很难说。

也因此，日本作为被杂志文化熏陶的市民文化早已烂熟，连大众的行为模式都明显带有媒体策划痕迹的根深蒂固的传媒社会，很难适应、也无法想象杂志的长期缺席。而且，客观上，其高度发达的出版业、内容产业及其庞大的受众群，理论上也为新刊的孵化提供了足够的资源和商机；更主要的是，那些老牌出版机构的老板们，决不会放任编辑、记者等内容产业工作者长期的资源闲置、浪费(日本媒体工作者社会地位高、待遇好是出了名的)，他们一定会借壳生蛋，哪怕干脆重造新壳，也要夺回被别人抢走了的内容市场。事实上，包括讲谈社在内，已经在考虑新的刊物孵育计划。

但是，状况依然相当严峻。并不是说一家刊物倒了，其受众便会自然被吸到他刊，而是杂志市场整体的“地基下沉”——蛋糕“缩水”了：1998年，《中央公论》发行9万册，现在是4.1万册；一枝独秀的《文艺春秋》，也从10年前的一百余万册，半减到目前的50万册。

“硬派”新刊纷纷登场，重新洗牌？

在老牌杂志纷纷“撒悠娜拉”，挥手作别书店和读者之际，另一股潮流逆向而生，正悄悄坐大。“本来有些自嘲地想，搁在店家一星期，不退货才怪呢。不成想，1万册居然就卖掉了。”今年6月创刊的超左翼刊物《失去的一代》(Lost Generation)主编，青年评论家、劳动问题谈判专家浅尾大辅如是说。

所谓“失去的一代”，是指称70年代后出生，刚刚走入社会就遭遇“就业冰河期”，成了泡沫经济崩溃后，雇佣环境恶化的牺牲的年轻世代的代名词。这些挣扎于“ 下流社会”边缘的年轻人，痛感劳动方式的非人和生存的艰难，内心敏感。他们严重不满于那些对他们自身的问题反应迟钝的传统既有媒体，他们需要发言——这是诞生新的言论空间的土壤。与此同时，PC编辑、网络出版、无店铺发行等信息时代低成本运作手段的成熟，使他们的诉求成为可能。于是，一批不依赖作为母体的既有媒体，以劳动、贫困、青年问题为主题，以同代人和长辈中有关怀和问题意识者为主要读者群的独立系“硬派”杂志粉墨登场。除《失去的一代》(Kamokawa出版)外，还有《飞特族的自由》(Freeter’s Free)(人文书院)、《思想地图》(NHK出版)、《POSSE》(NPO法人POSSE)、《K8》(Kodama屋)、《贫困研究》(明石书店) 等，几乎都是今年下半年创刊的新刊，且不无继续增加的态势。这些新锐出版物大多放弃了传统的杂志形式，而是以书代刊，一来可免于像杂志那样受制于完全基于景气好坏的广告收益的起伏，二来可以在书店摆放较长时间，而不会像期刊那样被过期下架。

表面看，这似乎是一场出版业界的重新洗牌。但被洗掉的，从综合杂志，到新闻类周刊，直到时尚、女性刊物，“光谱”颇宽泛；而洗出来的呢，暂时以独立系“硬派”刊物为主，“新桃换旧符”，全无时尚感。如果把视线稍稍移开，多少关注下畅销书排行榜的话，吃惊会更加“离谱”：在2008年畅销书榜上，名列第一的是日本现代著名普罗作家小林多喜二79年前的著作《蟹工船》，仅上半年就加印了40万册；其次是19世纪俄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名著《卡拉马佐夫兄弟》，光文社新译本行销80万册；甚至卡尔·马克思的《资本论》(祥传社版)也榜上有名。这种现象是耐人寻味的，问题的答案显然已溢出了传媒、出版的范畴。

都是贫困惹的祸？

 

借用卡尔·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的经典表述：一个幽灵，一个被称为贫困的幽灵，在列岛徘徊——一句话，都是贫困惹的祸。但这种贫困的深刻性，主 要在于两点：第一，它是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尤其是小泉政权实行的“构造改革”造成的负面遗产。而既然是起因于“构造改革”的问题，那么问题本身便也是构 造(结构)性的，具有延烧的特点，至今仍在蔓延；第二，这种贫困并非像黑非洲难民那种衣不蔽体、营养不良的绝对贫困，而是一种相对贫困，使陷于其中的人抱 有很强的被剥夺感。用NHK专题纪录片的表达，是“Working Poor”，即劳动贫困，意思是即使再努力工作，也无法脱贫。

新自由主 义登场于1970年代。当时，英、美等国家陷入长期萧条，民生凋蔽。为突破这种危局，美国里根政府和英国撒切尔政府实行了限制工会权利的新自由主义改革。 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原本被看成是产生于19世纪末产业革命后的英国自由主义(Liberalism)的现代版，其实质是本着竞 争和放松管制的市场原理，进行财富的再分配。但是，两种只一字之差、貌似“孪生”的理论，却有一个本质的分野：自由主义有政治和经济两个侧面，像两个支撑 其身体的轮子；新自由主义却只继承其经济的一面，而拒斥政治自由主义，其结果，便形成了所谓竞争至上的暴走，使自由主义本来包含的宽容的经济合理性一面受 到践踏，导致威胁到资本主义制度文明基础的严重危机。

因为支撑资本主义社会的前提是“信赖”(Trust)。在物物交换时代，交易的对象都是熟人(亲友、邻人等)，但随着货币的介入，交易对象变成陌生人。正因此，要与互为路人的对象进行交易的话，交易双方须达成一项底线共识，那就是对包括通货在内的社会体系的信任。

日 本以新自由主义为理论支撑的改革，并非自小泉始，早在中曾根(康弘)政权时期，便开始了相关的理论检讨，而有些前期铺垫(如行政改革等)，则始于桥本(龙 太郎)内阁时期。但1998年，桥本遭遇参院选举的惨败，黯然下台。后来的小渊(惠三)、森(喜朗)内阁，不得不以保住自民党的支持基础为第一考量，不得 已又复活了一度被桥本削减的大规模公共事业投资。小泉上台后，凭借其以不菲的民众支持为合法性后盾的政权凝聚力，再次打出了被称为“构造改革”的新自由主 义指向的看板。加上其与布什甚笃的私交，在对外关系上完全倚赖美国一极，支持其在全球展开反恐战。这种政治、外交上的新保守主义(Neo- conservatism)，又反过来强化了国内政策的新自由主义成色。于是，小泉执政5年有半，新自由主义的妖怪附体于“构造改革”的躯体，长驱直入， 深刻改写了传统日式资本主义的面貌：竞争至上摧毁了社会的信赖关系，贫富差距急剧扩大，并开始定型化；曾几何时，曾被日人视为骄傲与制度正统性最大来源的 “一亿总中流”，日益为“一亿总下流”的严峻现实所置换。

其中最深刻的问题，莫过于传统日式雇佣体系被打碎，代之以大量非正规雇佣的劳动大军，支付给劳动者的薪酬却被大幅削减的现象。而与此同时，社会保障 的“安全网”却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被成片拆除。从1998年到2005年的7年间，非正规雇佣劳动者增加了490万人，而正规雇佣的会社员则减少了450万 人。在和平年代，劳动力构成发生如此剧烈的“暴变”，可谓触目惊心。即使当年撒切尔主导的英国改革，以失业和破产者为对象的生活保护费、失业补助金等社会 保障预算也是激增的，而日本却为减轻企业负担、维护效率计，连这一块都成为削砍的对象。文化上崇尚平均主义的日本，虽然在贫富差距上尚不及美国大，但福利 国家体系却先于西欧崩溃。原经济企划厅发表的数据表明，直到八十年代中期，日本的贫困率较西欧低；但据2006年OECD发表的《对日经济审查报告》，日 本的相对贫困率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位——这个全球老二的经济大国，终于成了与美国比肩的“格差大国”。

贫困人口，尤其是35岁以下年轻 人中贫困人口的激增，已然出现因无家可归而整日背着背囊踟蹰于不同网吧之间的“网吧难民”现象和派遣劳动者的时薪由用工单位以招标形式竞标，价格最“合理 ”的派遣单位才有可能赢得派遣合同的、被批判为“现代奴隶市场”的非人现象，直接、间接起因于此的犯罪直线上升。历史上，日本曾实行过把贫困人口成批移民 海外的反动弃民国策(如南美移民和“满蒙开拓团”等)，而目前的批量制造贫困，放置、坐视社会贫困的定型化、扩大化的某些“改革”政策，被舆论斥为历史上 弃民政策的翻版。

重新洗牌背后的博弈

毋庸置疑，正是社会贫困化空前严峻的现实构成了杂志市场“重新洗牌”的大背景和主要动 因。但表面的“重新洗牌”潮流的背后，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独立系“硬派”杂志的群体性崛起。这些刊物的定位、风格、题材及读者群是如此接近，乃至其共同 发言时的分贝之高、火药味之浓格外引人注目。

从其直视“格差”社会贫困化的问题意识、捍卫底层非正规雇佣劳动者的权利、讨伐贫困化的“始作 俑者”新自由主义及全球化、为“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群向主流社会讨说法的政治诉求和战斗姿态上来看，好像一场新的左翼社运方兴未艾。但是，细加观察、分 析便会明白，这个新兴社会阶层其实成色颇复杂，政治诉求也不尽相同。如在上述“硬派”杂志上频频登场、被视为这个阶层主要理论代言者之一的70后美女作家 雨宫处凛(Amamiya Karin)，22岁时曾加入右翼团体(“突击队”)，后与友人结成名为“维新赤诚塾”(名字也很“右”)的重金属摇滚乐队，并担任主唱。但后来的一些经 历，尤其是个人作为“社会人”在就业等方面遭遇的歧视，使这位曾经的右翼文艺少女“转型”为左翼立场的作家和社运活动家(确切地说，是被人看作经历了“左 倾化”的“转型”)。

不过，就雨宫自身而言，她并不承认自己有过任何从“右”到“左”的“转型”，她认为自己所关注的，是超越“左”、“右”边界的普遍性问题。今年5 月，其在《朝日新闻》撰文指出：“直到最近，既存的政党及团体，不问青红皂白，把飞特族和尼特族(日人造语“NEET”的音译，为Not in Employment，Education or Training的英文字头。)一概斥为‘不求上进’，而不愿正视格差和贫困问题。这种情况下，我们被逼到了生存边缘，为活着只能起来。我们的运动，并非 以被称为左、右的思想为出发点，也有别于只把劳动者作为对象的劳动运动——我们是扎根于贫困的生活实感之中的生存运动。此前，因自身在关于社会结构和斗争 方法上的无知，屡受国家和企业的强暴。但自从我们发现只要自己动起来，社会就会所有改变之后，斗争变得其乐无穷——一场以生存为赌注的反击已然开始。”这 种宣言式的表达不啻为向主流社会宣战的战表。

但这种看上去的“左翼”其实完全不同于既有的左翼，用东京大学准教授、社会学者、《不平等社会 日本》一书作者佐藤俊树(Sato Toshiki)的学术界定，前者叫“虚拟左翼”。因为，“与既有的左翼不同的是，现在的‘左翼’，是一种假想的左翼，一种假想的共同体主义。他们并没有 实际参与国家和经济的运作，也没有把人类历史以唯物史观来加以阐述的想法……”同时，佐藤不无忧虑地指出：“惟其‘虚拟’，才有从‘左’向‘右’转向的危 险。”而当钟摆真朝“右”摆时，未必不会与“大国化”的极端保守潮流合流，呈现与“虚拟”、“假想”的方向相反的暴走。

两年前，发生反保守 派自民党政治家加藤紘一的老家遭极端右翼分子纵火事件时，新右翼团体“一水会”(右翼中坚团体)顾问铃木邦男在对新闻界解释事件背景时，曾说过一番颇耐寻 味的话：“现在的杂志，越来越火爆，写的东西比右翼还像右翼；网络上的言论，让右翼都跟不上趟。这样的话，老派的右翼也许只有用那样的行动才能表达自己 吧。”真保守加“虚拟左翼”等种种疑似、潜在保守，使保守派舆论升温，连老右翼们都感到了某种“危机感”！其结果，导致极端右翼升级，并开始诉诸行动化。 事实上，近年来，随着社会贫困问题的定型化、长期化和从社会舆论到国家战略的日趋保守化，日本社会确实有某种令人不安的潜流在悄然涌动，且不无涨潮的危 险。就在本月18日凌晨，前厚生省退休事务次官(副大臣)山口刚彦夫妇双双被刺杀于家中；无独有偶，同日下午，另一名前厚生省退休次官吉原健二的家遭谎称 宅急便的男子闯入，吉原之妻美知子被刺伤，凶犯逃脱。尽管有关事件背景警方正在调查，结果有待公布，但显然是针对厚生省的连环凶恶犯罪。厚生省作为管理国 民退休年金和社会保险的政府职能机构，因发生过诸如5000万份社保记录遗失等渎职过失，备受舆论的谴责，并被要求为濒于崩溃的医疗保障体系承担责任。但 即便如此，光天化日之下针对公民个人的恐怖袭击，无论如何是野蛮行径。

有鉴于此，有必要指出的一点是：“失去的一代”以降的年轻世代，其所 标榜的“左翼”，一方面是对社会强加于他们的残酷现实的一种本能反抗，另一方面也不无某种新鲜感。作为一代青年摸索、思考的解决社会贫困问题的一种方案， 在提供某种可能性的同时，也蕴含了一定的危险。因为有时，极左与极右只有一纸之隔。这方面，在日本和其他国家，都不乏殷鉴。